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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図書館蔵敦煌遺書 １－３０冊＞の目録は、コチラから。 |
由中国国家図書館名誉館長任継愈先生主編、上海師範大学方広[金昌]教授、国家図書館善本特蔵部張志清主任及李際寧先生担任副主編、北京図書館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国国家図書館蔵敦煌遺書》経長期[酉榲-木]醸籌備，将于2005年底陸続出版面世。敦煌遺書是研究中国歴史、中外交通史，特別是絲綢之路史的重要資料，其文献時代跨越公元4-11世紀，文献内容包含政治、軍事、宗教、語言、文学、法律、科技等全部社会歴史的各个範畴，渉及中文、蔵文、回鶻文、于[門<眞]文等多種文種。由于歴史原因，部分敦煌遺書流失域外為英、法、俄、日等国的公私機構所收蔵，但仍有相当部分蔵于国内。
中国国家図書館便收蔵有16000余件敦煌遺書，約占全世界已知総蔵量的1/3。国図所蔵敦煌遺書主要来源有二：一為1900年前清朝学部由甘粛押運回北京的部分；二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調撥、私人捐贈、図書館尋訪採進等多種渠道入蔵者。
這批数量可観的敦煌遺書不乏弥足珍貴的精品：不僅有《周易》、《尚書》、《春秋穀梁伝》、《毛詩》等儒家経典之珍貴抄本；唐代宮廷及皇室写経、佛教法会儀式記録、蔵文佛経等宗教文献；還有内容独特的法制類文献，如《大唐開元礼》以及頗具特色的登記類文件－“事目歴”等；更有摩尼教経、《舞譜》等未見于其他機構收蔵的、碩果僅存的珍稀文献等等。
此外，中国国家図書館蔵敦煌遺書中，有一部分系経民間流伝后陸続入蔵者。此類文献中多有近当代学者、收蔵家的題跋、印鑑，其中著名者有羅振玉、王国維、沈曽植、陳?、李盛鐸、張广建等。可以説，中国国家図書館蔵敦煌遺書蘊蔵了大量国内外学術界翹首以[目分]的重要資料，這批珍稀文献的影印出版，不僅有利于国図所蔵敦煌遺書的保存保護，并且必将為敦煌学研究帯来新的発現與大的発展。
《中国国家図書館蔵敦煌遺書》採用拍照影印的方式收録国家図書館所蔵全部16000余件敦煌遺書，成書為異型大8開，上下両欄，牙黄色軽型紙単色或彩色精印。預計全套共計150册，毎册約500頁（包括図版、叙録、索引等）。較之已出版的其他版別敦煌遺書，本套書開本更為宏闊，図版更為清晰，編排更為科学，内容亦更為完備。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元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一洞窟甬道的牆中發現一個廢棄的耳窟，其中裝滿了古代的遺書與文物。這個耳窟，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蔵經洞。王道士的這一發現，與甲骨文、漢簡、故宮大内檔案一起，被列爲近代中國的四大學術發現。
國運衰則文運衰。敦煌遺書的發現沒能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重視，一些外國探險家卻聞風而來，以種種不光彩手段騙得大批敦煌遺書與其他文物，梱載以去。[辷台-一]消息傳到北京，在學者們的呼籲下，1910年，清政府學部咨甘肅學台，令將洞中殘卷悉數解京，移蔵部立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
敦煌解京的這批遺書成為國家圖書館敦煌特蔵的主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化部陸續將散蔵於各地及散逸於民間的不少敦煌遺書調撥或收購後移交國家圖書館；諸多人士亦紛紛將自己珍蔵的敦煌遺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國家圖書館亦頗致力於敦煌遺書的捜購。凡此種種，進一歩豐富了國家圖書館的敦煌特蔵，收蔵總數已達16000餘號。
由於歷史的原因，國家圖書館蔵敦煌遺書大體分爲四大單元：
（一）、劫餘錄部分，即陳垣先生《敦煌劫餘錄》所著錄的部分。
這一部分為1910年由敦煌解京的敦煌遺書。敦煌遺書解京後，京師圖書館從中挑選較為完整的，編為8679號。編號的方法是按《千字文》順序逐一用字排號，從“地”到“位”，毎字繋100號。其中空缺“天”、“玄”、“火”等三字未用。並編纂了國家圖書館歷史上第一個敦煌遺書目錄——《敦煌石室經卷總目》。由於贈送奧地利博物院、贈送張謇、提存歷史博物館、原缺、被盜、遺失等情，至二十年代，這批遺書實存8653號。
1922年，陳垣先生任館長期間，以《敦煌石室經卷總目》為基礎，編纂了敦煌學界第一部分類目錄——《敦煌劫餘錄》。該目錄所著錄雖為上述之8653號。但因《敦煌石室經卷總目》時有一號多件的情況，而《敦煌劫餘錄》大體按照一件一款的原則著錄，故《敦煌劫餘錄》共著錄8700多款。解放後國家圖書館為這一部分敦煌遺書拍攝縮微膠捲時，依《敦煌劫餘錄》順序重新給號，共編成8738號。故此，這一部分敦煌遺書現有兩種編號：一是千字文號，一是縮微膠捲號。
二十年代，館內成立寫經組為館蔵敦煌遺書編目。據現有資料，先後參加寫經組的先生有徐鴻寶、胡鳴盛、李炳寅、徐聲聰、張書勳、陳熙賢、于道泉、許國霖、李興輝、孫楷弟、朱福榮、王廷燮、王少雲、馬淮等。1935年初，已為上述劫餘錄部分編纂了一個體例更爲完善的分類目類，定名為《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可惜的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華北局勢動盪。為避戰亂損失，於1935年～1936年將館蔵敦煌遺書裝箱南運，寫經組工作陥於停頓，已編好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及其索引未及最後定稿，被束之高閣。
（二）、詳目續編部分
解京的敦煌遺書經第一次挑選出8000餘號之後，尚有一批殘餘。約1927年前後，由寫經組從中繼續清點、整理出1192號相對比較完整的遺書，亦依《千字文》排字，毎字繋100號。因上接《敦煌劫餘錄》部分，故這次編號從“讓”字開始，共用了“讓、國、有、虞、陶、唐、周、發、殷、湯、坐、朝”等十二個字。中間空缺“吊、民、伐、罪”四字。寫經組倣上述《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的體例，也為這批遺書編纂了目錄，定名為《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該目錄初稿亦完成於1935年前，同樣被埋沒五十餘年。
（三）、殘卷部分
解京的敦煌遺書經過上述兩次整理，尚餘殘片兩木箱，存放在善本書庫中，年深日久，漸被遺忘。1990年春，善本部搬庫，得以“再發現”。
（四）、新字號部分
除甘肅解京的敦煌遺書外，國家圖書館於其後幾十年間，通過各種途徑，陸續收蔵不少敦煌遺書及其他寫經。其主體部分約1600餘號，冠以“新”字號，故一般稱之為“新字號部分”。[ロ/力]有若干編為“簡編號”，與新字號部分一同存放。善本組編有《敦煌劫餘錄續編》，著錄了其中的1065號遺書。
此外，還有少量敦煌遺書散存於其他善本特蔵中。
綜上所述，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蔵的敦煌遺書的總數在16000號以上，其中較大的寫卷約有10000號，其餘為殘卷或殘片。就來源而言，其中14000號左右屬於敦煌解京部分，下餘2000號左右則曽經流散於民間，最終歸國家收蔵。
國家圖書館對所蔵敦煌遺書十分珍視，將它與《趙城金蔵》、《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並列，作為善本部的“四大鎮庫之寶”。九十年代以來，在充分考察了國外修復敦煌遺書的經驗與教訓的情況下，制定了自己獨特的修整方案，對敦煌遺書進行了有效的修復保護。這一工作已得到國内外專家的廣汎好評。目前修復工作仍在進行。近年又在國家財政部的支持下修建專庫，製作專櫃、專盒，使館蔵敦煌遺書的保管條件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幾十年來，社會上乃至學術界一直流傳一種誤解，認為敦煌遺書的精華部分已經都被外國探險家等挑走了，國家圖書館所保存的是一批研究價値不大的糟粕。這不是事實。早在三十年代，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中就曽經列舉大量事實，批駁了所謂國家圖書館所蔵是“糟粕空存”的說法。陳寅恪先生當時所依據僅是《敦煌劫餘錄》所著錄的8000餘卷遺書。而在詳目續編部分、殘片部分以及新字號部分中，都發現大量珍貴的文獻。如《尚書》、《毛詩》、《春秋》、《老子》、《莊子》、《列子》、《文選》、《劉子新論》乃至天文曆法、陰陽占卜、詩歌變文、酒令舞譜、文字音韻、道教文獻等等。至於佛教典籍，更是美不勝收，僅稀世的血經，就保存有兩件。可以說，在流散的精華文獻重新回到國家圖書館的今天，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不但在文物絕對量或文字絕對量上佔據世界第一位，而且在質量上也足以與世界上任何一個敦煌遺書收蔵機構[女貔-豸]美。
敦煌遺書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値、文獻價値與文字價値。敦煌蔵經洞發現百年來，世界各國學者對以敦煌遺書為主要代表的敦煌文物進行系統研究，開創了一門國際性的顯學——敦煌學。陳寅恪先生曽經著文指出：毎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學術之新潮流，而敦煌學就是“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產生以來，在中國中古史的各個領域，尤其是歷史、文學、語言、文字、社會、法律、宗教、音韻、醫藥、音樂、美術、舞蹈、以及民族史、邊疆史乃至書法、繪畫等諸多方面取得眾多成就。它對中國中古史研究推動之大，是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的。敦煌學雖然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著兩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首先，由於敦煌遺書散蔵在世界各地，一般人很難見到。這就使敦煌學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很多研究者在展開自己的課題研究時，往往很難知道敦煌遺書中是否存在著自己所需要的資料，也不知道應該到[ロ那]里去尋找這些資料。由此不得不留下缺憾。其次，由於一般人很難見到敦煌遺書，因此，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很多學者的敦煌學研究大抵根據其他學者的錄文進行。由於敦煌遺書絕大部分為寫本，寫本因其固有的性質，在文字書寫與文本內容方面往往各有特點。例如所寫文字多古體字、俗字、異體字、假借字、乃至方音字等等；在文本內容上也極易出現傳抄的訛誤，乃至形成異本。由於敦煌遺書橫亙年代長、渉及地域廣，抄寫者身分複雜、水平不一，使得上述情況更為嚴重。因此，錄文質量的高低直接制約了研究者研究成果的水平。
近十餘年來，上述情況有所改變，各單位收蔵的敦煌遺書的圖版開始陸續出版。圖版的公佈，可以使研究者比較方便、有效地利用敦煌遺書的文獻研究價値與文字研究價値，從而將促使敦煌學更加迅速而健康的發展。當前，國內外有些圖書、文博部門，以及部分個人收蔵家，經常把自己收蔵的敦煌遺書秘不示人。其實，文獻資料要公開、要研究，才能實現與發展其價値。秘蔵起來，資料就死了。文物公開，流傳有緒，它的價値也就更加凸現。
中國國家圖書館一向秉承“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傳統，努力公開資料，提倡資源共享。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的“劫餘錄部分”，曽於五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末兩度攝製成縮微膠捲。五十年代的縮微膠捲贈送印度；七十年代的縮微膠捲則與法國國家圖書館進行館際交換。其後，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未經國家圖書館同意，便在所出版的《敦煌寶蔵》中利用縮微膠捲公佈了“劫餘錄部分”的圖版。由於當年國家圖書館拍攝這批縮微膠捲時，所蔵敦煌遺書還未及修復，若干遺書首尾殘破，皺折迭壓；若干遺書墨痕深淺不一，有時難以辨認；也有若干遺書背面尚有內容，拍攝時遺漏。凡此種種，影響了縮微膠捲及《敦煌寶蔵》的質量。此外，《敦煌寶蔵》印刷亦有錯亂圖版等情。而隨著館蔵敦煌遺書的逐歩修復救治，上述問題也正得到進一歩解決。